而变成童椅之后的草太依然奋不顾身地陪伴铃芽,忘我奔走于闭门防灾的迢迢征途。这样的桥段实际上正为“中二”纯爱的小情调和小叙事向表现大我大爱的社会宏大叙事的升格扩展,提供了生动得力的形象依据和情节支点。当铃芽和变成椅子的草太追随着大臣,以匆匆的行迹和执着的情怀串联起日本现代地震史上的多个重灾发生地时,身心满负创伤的两人一猫,便走向了银幕之外的现实,走向了日本社会和人类社会深处,走向了正在观影的、同样需要在彼此间紧密持久的社会协作中疗愈自身的广大观众。对阿鲁斯来说,脐带是绑定母子关系的安全感来源。当患病的母亲四处游荡,阿鲁斯靠麻绳来确认母亲与自己的亲密距离。母子对面不相识,在母亲心中,儿子还是在旧礼堂里演奏马头琴意气风发的少年,而不是眼前初入中年的汉子。当无法再次从母亲的眼神和言语中清晰确认这种血脉亲情时,麻绳的绑定不再只是迫于现实的无奈手段,而是内心依赖的外化:阿鲁斯舍不得母亲的身心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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