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衡以《“电影城主”的文化作用》为题介绍说，“中国电影走过了百余年的长路，现存最早的国片都有101年的年纪了，那些沧桑斑驳的胶片既需要安排好收存保藏其身躯的地方，也需要寻找到沉思升华其灵魂的空间。于前者，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北京、西安两库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于后者，中国电影人刚刚起步。仿佛一场因缘，电影以这样一种形式来到苏州，江南分馆时空节点的选择与主持其事的文化管理者与参与其中的电影人士，一点不亚于古人在建设经营一处园林时候的用心用情。”从导演策略和舞台呈现来看，话剧《主角》表现出多种探索意图。譬如，充分利用舞美背景设计和舞台调度巧妙地实现了“戏中戏”的转换，而且有效地引导观众去实现话剧意图的传达，将剧中秦腔的表演和唱腔严格控制在了作为一种叙事元素的层面；再譬如，导演在策略上，刻意用“人偶”代替真人表演、故意向观众亮明本属于幕后行为的背景切换和转场，造成了话剧版的“元叙事”效果，即用排演话剧的行为本身，告诉观众“我是怎么用话剧讲故事的”，或者“我是如何用话剧来演秦腔的”；还譬如，用“人偶”代替真人表演在客观上造成将人物意象化，且给观众留白的效果；在道具使用中，沿用了中国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简约和写意；在人物造型、舞美设计中特意要在外来的话剧中去凸显中国古典的戏曲美学特征等。这些都表现出主创团队挑战难度、挑战各种“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探索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话剧《主角》所创造的高度也在于它深入艺术探索的程度。